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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乱新诗

2015-12-09 夜雪 文心雕虫耳

那冷酷而又伟大的想象，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芒克
在文学史的学习中，诗独立于文，始终作为一种重大的文体受到关注。古语即说，诗言志，歌咏言。诗自上古时期从巫乐中来，因其短小精悍，意蕴悠远而逐渐成为承载着古代士大夫美好政治愿望的主要文体。为什么对诗存有兴趣，想来也是因为诗之气质恰如其分的反映时代气质，每每品读，一段历史便如画卷般铺开，触感真实。
传统诗教之“温柔敦厚”、“中正平和”是孔夫子留下的箴言，期间虽有例如韩愈的以丑为美怪诞奇崛、李商隐的凄艳晦涩，总体而言，仍然脱离不了传统诗教的束缚，自元朝以后，诗这一文体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任何突破，沦为说教工具，日渐式微。
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时期政治的蜕变亦可谓成全了文学的蜕变。
早期新诗仍然有浓厚的古体诗色彩。新诗史上第一个掀起波浪的是新月诗派。最能体现古体诗色彩贯注于现代诗形式的诗人即新月派闻一多。闻一多的诗质地厚重雍容华贵，因其身上带有鲜明的东方绅士气质，又受到西方现代意识的熏陶，因此其诗之“形”为东方古典意象，而“神”又摇摆于反叛（如《死水》）与捍卫（如《孤雁》）旧传统的矛盾中。也是他为新月派确立了诗歌主张：“三美”——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用传统诗教来解释，也即“韵律”，“章法”，“意境”，可见审美之相似。此外，新月诗派理性节制情感、“和谐齐均”的理论主张也完全脱胎于传统诗教，只是套了现代诗的壳子，且将劝诫美刺还上被西方文化所熏陶的徐志摩所崇尚的爱与美、自由与光明的追求而已。
在新月诗派崛起的同时，早期象征诗派也萌芽了，代表诗人李金发，即被称为中国的波德莱尔的那位，极受法国象征派熏陶，诗中处处带有《恶之花》的怪癖影子。象征派无论中外，都有着用诗的思维方式去思考、用诗的构成法去表现的“诗本体”/“纯诗”的尝试，彷如印象派画作，崇尚直觉，否定现实，认为诗歌是对生命意识的张扬。李金发诗歌意象张力十分猛烈，专注于使人产生陌生之感，以及浓烈颓废情绪。
也许是受制于20年代的时局，无论是早期新月派还是象征派，都有着格局狭小、情感世界过于狭窄的缺点，诗人急于打破几千年的诗教传统、在格式上的确做出了大胆尝试，然而现代意识还未形成，导致强烈的无措感形式上的确表现为诗的“贵族化”、“个人化”、超功利性，气格上仍然流于纤弱靡丽，“个人化”的背后也许正是个体意识的“空”。
到了30年代，现代诗派开始进入诗坛。这时也正是现代意识逐渐渗透文人生活的时候，大革命的失败造成社会理想的失落，此时的诗人大多为时代巅峰跌落的弄潮儿和沉思者，因此病态心理和虚无理念成了诗歌的主旋律。比如此时横空出世的现代诗派和继续发展的后期新月诗派，都出现了“倦行人”的意象，与社会主流意识的疏离，以及荒原意识的体认。现代派几位诗人共性很多然而各有特点，戴望舒以《雨巷》闻名，在上述风格中又加入自身诗意寻觅的生存状态的追求，语言也更倾向于感官化式的朦胧之美。卞之琳的《断章》是一直很钟爱的，在这位诗人身上可以看到些许超越历史局限的智性，已经为后期九叶诗派穆旦的风格形成打下基础，思维模式的个人化向非个人化的转变也体现出诗歌“现实——现代”很清晰的转变。
在现代这一脉延续下去，40年代九叶诗派可算是应运而生。穆旦可算是新诗的集大成者也可谓终结者了。其一，新诗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以及时局的催化，已然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渐趋向成熟。九叶诗派坚守“诗是经验的传达而非情感的宣泄”原则，在内容及艺术上皆有所突破。在内容上，形而上的生命哲思开始进入诗人的视野，譬如冯至的《十四行诗》，是其在流亡后隐居于生命栖息地林间小屋，揭示生命本质的力作。诗人通过静思默想，将生命与艺术融合，在歌德“死与变”的启示中展现生命的孤独与尊严，新诗史上，这是第一部生命沉思者的歌。在艺术上，九叶诗派在感性与智性的融合上达到了一定高度，崇尚综合平均之美，譬如穆旦，追求“思维复杂化、情感线条化”的现代思维模式，他不仅写诗，并且试图将新诗戏剧化，通过借鉴戏剧中的冲突性及表现张力来将认知内容物化成为可感的艺术。智性与感性在穆旦这里得到绝妙的统一。
穆旦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其对传统诗教的全盘颠覆，他崇尚诗歌的非诗意呈现方式，不仅写诗，更对新诗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反思和超越，“丰富的痛苦”以及“残缺的我”是其诗歌背后两个最为重要的个人形象。
40年代，还有一位“吹芦笛的诗人”游走在主流边缘——艾青。艾青的出现与别不同，但细细想来也有其合理性。他的“土地与太阳”的气质是其他先锋诗人所缺少的，构建起他独一无二的诗魂，他身上也同样带有时代明显的烙印，比如对李金发的继承（亦即对法国印象派波德莱尔的继承），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对中国前进道路探索以及对民族悲剧的体认（所不同的是他身上带有劳动者对原始生存状态的神性的虔诚）。前期的艾青是我独独偏爱的一个，以致不能带有理性去评判他，而后期沉默如礁石的他，也是我对他怀有恻隐之心的原因之一吧。
至此新诗的巅峰时期过去了。
80年代朦胧诗的诞生，姑且算是沉寂40年后，诗艺发展史上可供书写的一笔吧。经过大写十七年、文革，思想上的解放、对民族伤痛及命运的反思、对人性的思考，都导致思潮在80年代出现一个爆炸式的喷发，此时出现了“归来诗人群”，一部分是建国以前七月、九叶诗派的老诗人，一部分是50年代被流放的青年诗人如公刘、流沙河等。这两部分诗人此阶段的作品大都呈现出疲惫的中年心态，基调深沉，缺少思维的脉冲。仍然想说我所偏爱的艾青，此刻身处当年所追寻的“理想”中，却发现理想失落的无奈和僵硬，终其一生，艾青始终未能超越其意识形态的局限，文学本位与意识形态主体性的本能矛盾使其创作力量严重受损，代表作有《光的礼赞》，至今不忍卒读，怕看到诗人拾不动笔那力不从心的无奈。
归来诗歌式微，此后朦胧诗出现了。诗坛上新生的力量很快使文人与学者预感到了她的强劲生命力，在当时，可算是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了，然而一贯的，新生力量总会遭受阻挠，有人将它贬的一文不值，也有人将它奉若神明，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朦胧诗掀起了巨浪，“三个崛起”发表后，朦胧诗以其主题的多义性、表达的象征性在诗歌史上确立了她的地位。
其实，朦胧诗的出现并非毫无征兆。朦胧诗派应从白洋淀诗人群一脉而来，而白洋淀诗人群个人认为是继承自20年代以来新诗发展的正统血脉的，然则因为文革主流文学的压迫，最终没有掀起波浪，只能成为暗涌。第一次接触新诗，甚或说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文学，第一次懂得文学中自由之精魂，应该就是白洋淀诗人群的诗歌，那是我灵魂里最深的栖息地。那是经历理想失落后猛烈的精神震荡，对个体生命的内省，对群体生存状态的怀疑和拷问。
朦胧诗派可说继承了白洋淀诗人群的精神内核。对人价值的重新确立、对人道主义、人性的复归，以及对人心灵世界的探秘，使中国新诗在经历大写十七年以及文革的弯路之后，重新回到人本位的正规上。北岛的哲理思辨、舒婷的古典情韵和古城的返璞归真，亦张扬着不同个体的个性，使诗歌语言的表现力再一次走向巅峰。
朦胧诗是新诗史上最美的一场梦，说是梦，自然短暂易醒。90年代直至今日，诗坛盛象逐渐消弭，纵有第三代诗人偶尔嘶吼一声，也不过是对朦胧诗刻意的全盘否定，平民化世俗化成了诗歌的评判标准，诗意已随风而逝，不可再寻，纵观诗歌与文化思潮的关系，甚至与政治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知现状又代表些什么呢。